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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和避免不必要纠纷，以下案例中当事人姓名均为化名，若有雷同请联系我们予以撤销。)

　　原告陈述的事实和理由如下：原告与被告蒋某兰原系夫妻关系，双方因感情不和，于2018 年 9 月 27 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刘某系蒋某兰之女。原告与蒋某兰于 2001 年登记结婚，刘某尚未成年，原告与被告蒋某兰共同抚养刘某直至其大学毕业参加工作。

　　原告与被告蒋某兰婚后，原告的工资全部交予其掌管和支配。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于2003 年 6 月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 P 号院内新建南房两间，于 2008 年 3 月将院内房屋拆除后新建二层楼房一栋。楼房建成后实际由原告和蒋某兰居住使用，刘某与孙某如并未在该院居住，该房部分用于出租，租金也实际由蒋某兰收取管理。

　　2010 年 10 月，上述房屋被拆迁，原告亦为拆迁对象，被告蒋某兰代表全家签订了拆迁协议，所有拆迁款均由被告蒋某兰一人掌管。2014 年取得回迁安置房以后，全部房屋均登记在蒋某兰和刘某名下。基于以上情况，原告提起本次诉讼。

　　1. 原告已经以明示的行为放弃了诉争拆迁利益，本案实质是周某末和蒋某兰离婚后导致的财产分割问题。二人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在当日的调解笔录中“均已明确无夫妻共同财产”。在离婚财产分割时，周某末明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拆迁获得相应拆迁利益，却未提出任何异议，也未提出拆迁补偿款和拆迁房屋居住权的诉讼请求，可见其认可拆迁款和拆迁房屋与自己无关，故其以分家析产为由主张分割财产于法无据，应当予以驳回。

　　周某末以明示的行为放弃了诉争拆迁利益。2014 年《选房确认协议》第三条记载：经乙方与全体家庭成员协商一致，共同确认房号及产权人。此时，周某末已知晓协议内容以及确认的产权人，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即其对于产权人的确定是认可的，且在双方离婚时，周某末亦未提出任何主张。

　　2. 原告要求分割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涉案被拆迁房屋系蒋某兰和刘某二人共同共有AG九游会全站，与原告无关。涉案被拆迁房屋原系蒋某兰和刘某洪的夫妻共同财产，在刘某洪去世后，该房屋由蒋某兰和刘某继承，属于二人的共同共有财产。2008 年翻建时，使用了原房屋的老料，并使用了刘某洪的抚恤金 7 万元，从性质上仍属于蒋某兰和刘某共同共有，故该房屋及附属物的补偿款应该归蒋某兰和刘某所有。另外，原告是非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不可能享有宅基地的地价补偿。

　　3. 原告对翻建房屋不存在任何贡献。周某末和蒋某兰于 2001 年结婚后，一直抱病在身，且周某末提前买断退休，当时每月才 500 多的月退休工资，完全入不敷出。周某末关于 Q 号房屋虽然处于出租状态，但租金均被其婚生女拿走，对房屋翻建不存在任何贡献，该翻建房屋及相应拆迁补偿款与周某末无任何关联AG九游会全站。拆迁补偿款应当先析出刘某的共有份额，并综合考虑各方对该房屋的出资贡献。

　　4. 房屋拆迁补偿款已经被双方在拆迁安置后的合理开支覆盖，拆迁补偿款已经没有剩余。关于安置房分割问题，根据《R 区宅基地房屋拆迁安置房购买实施方案》规定：

　　- 宅基地被拆迁人，可享受人均 40 平方米的安置房购买面积，并按统一价格 2000 元/平方米计算；每宗宅基地享受 40 平方米的安置房购买面积，并按统一价格 2000 元/平方米计算。

　　- 凡具有安置房购买资格的被拆迁人，夫妻双方必须合并登记购房；三代以内直系血亲之间可以互相拆借安置房购买面积；在拆迁奖励期内怀孕的未出生孩子可以享受 40 平方米回迁安置房。

　　- 刘某将安置房屋 40 平方米的面积拆借给刘某化，加上孙某的面积，选房面积调整为 280 平方米。

　　- 因夫妻双方必须合并登记购房，且周某末作为户口不在被拆迁宅基地内的，只能获得 40 平方米的拆迁安置面积。所以，周某末与蒋某兰仅享有一套两居室，即 S 号房屋（面积 82.25 平方米）。

　　- 刘某化拆借的 40 平方米与刘某洪的宅基地合起来享有一套两居室，即 U 号房屋（面积 82.25 平方米)。

　　本案中一居室，即V 号房屋（面积 51.9 平方米)就是专属于孙某所有的，至于超出的面积亦应由孙某单独所有，并按照超出部分面积每平方米 2100 元的标准支付，与其他人无关，更与周某末无关。因为选房户型原因导致面积超出，此超出面积系给予当地村民的优惠政策，周某末不属于该村村民，因此，不应当享受超出面积的优惠政策，只享有 40 平方米的面积优惠。

　　5. 涉案房屋未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证书即不具备分割确权的情况，只能暂时判决周某末享有某套房屋的居住使用权。被告同意对周某末享有的 40 平方米优惠面积予以折价补偿，但应当扣除被告垫付的每平方米 3500 元的购房款以及周某末花费的超出应获得的补偿款部分。综上，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

　　刘某洪与蒋某兰原为夫妻关系，二人生育一女刘某。刘某与孙某如系夫妻关系，孙某系二人之子。周某末与蒋某兰于2001 年 8 月 16 日登记结婚，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经法院调解离婚。刘某洪与刘某化系兄弟关系。刘某洪去世时其父母已先于其去世。

　　北京市昌平区P 号院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证登记的土地使用者为刘某洪。2010 年 10 月 1 日，蒋某兰（乙方）与 J 公司（甲方）签订《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及《昌平区 R 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内容如下：

　　被拆迁房屋坐落于北京市昌平区，宅基地面积为67.73 平方米，被拆迁房屋的建筑面积为 139.68 平方米；乙方家庭成员在拆迁范围内有户口的共 2 人，其他 2 人，分别为蒋某兰、周某末（户口未迁入）、刘某、孙某如（户口未迁入）。

　　甲方支付乙方房屋及附属物拆迁补偿、补助款共计人民币1367455 元，其中包括宅基地区位补偿款 309600 元、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 215225 元、提前搬家奖 10000 元、工程配合奖 30000 元、周转费 43200 元、停产停业综合补助费 56000 元、搬迁补助费 2095 元、空调 800 元、电线 元、有线 元。

　　乙方可认购的安置房面积共计240 平方米，其中购买单价为 2000 元/平方米的为 160 平方米，购买单价为 3500 元/平方米的为 80 平方米，因户型原因超出的面积为 10 平方米，购买单价为 2100 元/平方米。

　　乙方选择一居室1 套（面积约为 50 平方米）、二居室一套（面积约为 80 平方米）、三居室一套（面积约为 120 平方米）；购买安置房需交纳的房款金额为 621000 元，乙方购买安置房需交纳的总金额，在甲方应付给乙方的拆迁补偿款中抵扣，差价款 746455 元。上述协议所附的《评估结果通知单》和《北京市房屋估价表》上所记载的拆迁房屋面积为 139.68 平方米，平面草图显示为二层楼房一栋。

　　2010 年 10 月 1 日，蒋某兰与刘某化签订一份《拆借证明》，内容为：刘某化自愿放弃 W 号宅基地 40 平方米的安置房购买面积，拆借给蒋某兰宅基地。

　　2010 年 10 月 1 日 J 公司（甲方）与蒋某兰（乙方）签订《补充协议书》，约定：为了保留乙方未出生家庭成员（胎儿）的份额，甲方同意确认胎儿的购房资格；胎儿可认购的房屋面积为 40 平方米，购房单价为每平米 8000 元，甲方同意胎儿认购一套一居室房屋，因户型原因超出部分面积为每平米 2100 元。

　　《昌平区R 区土地一级开发项目拆迁安置房认购协议书》第一条第三款变更为乙方可认购安置房面积共计 280 平方米，第一条第四款变更为乙方选择一居室 1 套（面积约为 50 平方米）、二居室三套（面积约为 80 平方米），第二条第一款和《北京市集体土地房屋拆迁货币补偿协议书》第五条第一款变更为拆迁补偿补助款总额共计 1367455 元，乙方认购回迁安置房需交纳的购房款为 941000 元，差价款为 426455 元。

　　协议签订后，蒋某兰实际领取了前述拆迁安置补偿款。孙某出生后，J 公司退还购房款 24 万元（40 平方米 6000 元/平方米）。

　　2014 年 12 月 23 日，J 公司（甲方）与蒋某兰（乙方）签订《选房确认协议》，约定乙方确认以下房号及产权人：S 号（面积 82.25 平方米，产权人为蒋某兰、刘某）；U 号（面积 82.25 平方米，产权人为刘某化）；V 号（面积 51.9 平方米，产权人为孙某）；T 号（面积 83.2 平方米，产权人为刘某）。

　　经询问，蒋某兰、周某末认可二人婚后共同居住于P 号院内，该院内被拆迁的二层楼房建于 2008 年 5 月，刘某于 2008 年 7 月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周某末为居民，原为建筑公司职员，2006 年退休，退休金原每月 1000 余元，但每年递增；蒋某兰为农民，自己在被拆迁院落从事服装加工，并注册了服装加工店。

　　关于房屋建设情况，蒋某兰称盖二层楼时曾使用部分原房屋材料，但周某末对此不予认可。蒋某兰提交村委会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刘某洪于1999 年因工伤死亡，相关单位赔偿刘某 6 万元抚养费，2008 年翻建房屋时，使用了该笔款项及利息共计 7 万元，故应视为翻建房屋时刘某出资。周某末对此不予认可。另，刘某与孙某如为居民户口。

　　一审审理中，蒋某兰向法庭提交拆迁至今的家庭消费明细，用以说明拆迁所获得的拆迁安置补偿款已花费完毕；周某末对此不予认可，其仅认可在盖房时曾有借款，在拆迁后用拆迁补偿款用于偿还借款，但并不清楚借款数额。另，周某末认可回迁安置房进行了装修，装修款共计支出8 万元，每套房屋的家具家电约花费 5000 元。

　　经询问，蒋某兰、刘某、孙某如、刘某化、孙某要求法院对其各自享有的拆迁利益进行分割，各被告均同意将刘某化拆借过来的40 平方米的安置房认购面积确认给刘某化本人。蒋某兰、刘某、孙某如均认可，蒋某兰已支付刘某、孙某如拆迁补偿款 15 万元。周某末表示不再主张周转费。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大病补助应由周某末所有。

　　蒋某兰不同意周某末分得一套一居室，同意按照安置面积对周某末进行折价补偿。周某末坚持主张V 号房屋归其所有。关于回迁安置房的使用情况，被告陈述现 S 号房屋由蒋某兰居住，U 号房屋对外出租，T 号房屋由刘某和孙某如居住。

　　2. 位于北京市昌平区 S 号房屋由蒋某兰居住使用；位于北京市昌平 U 号房屋由孙某和刘某化居住使用（其中孙某享有 42.25 平方米的份额，刘某化享有 40 平方米的份额）；位于北京市昌平区顺沙路 T 号房屋由刘某、孙某如居住使用。

　　3. 蒋某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刘某、孙某如各项拆迁补偿款共计 1868 元；孙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蒋某兰购房款 88232 元；刘某化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蒋某兰购房款 80000 元。

　　4. 周某末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蒋某兰房屋折价补偿款 41750 元，给付刘某房屋折价补偿款 58000 元，给付孙某如房屋折价补偿款 58000 元，给付孙某房屋折价补偿款 41750 元。

　　本案核心问题是确定各当事人对拆迁利益的归属。这涉及到对被拆迁房屋的原始产权、翻建情况、家庭成员的贡献、户口性质以及拆迁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需要分析原房屋是夫妻共同财产还是家庭共有财产，翻建过程中各方的投入情况，以及不同性质的拆迁补偿款（如宅基地区位补偿款、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等）应如何分配。

　　周某末在离婚调解时未提及拆迁利益以及在《选房确认协议》签订过程中的表现是否构成对拆迁利益的放弃，是双方争议的焦点之一。需要从法律和常理角度分析其行为的性质，判断是否影响其后续主张拆迁利益的权利。

　　周某末主张其对拆迁补偿款和特定房屋有权益，主要依据是其与蒋某兰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参与了房屋的翻建，且作为被拆迁对象。虽然工资交予蒋某兰管理，但这可以推断其对家庭财产包括房屋建设有间接贡献。其不认可蒋某兰提出的其放弃权益的说法，因为调解笔录中的“无夫妻共同财产”表述可能未涵盖拆迁利益这一特殊情况，且《选房确认协议》签订时其可能并不清楚权益受损。

　　被告方认为周某末放弃了拆迁利益，依据是离婚调解笔录和《选房确认协议》签订过程中周某末未提出异议。但这种主张存在一定的薄弱点，因为没有证据表明周某末明确知晓并自愿放弃拆迁利益。对于房屋及附属物补偿款归蒋某兰和刘某所有的主张，被告虽提出翻建使用原房材料和抚恤金等证据，但这些证据存在争议，如周某末不认可材料使用情况和抚恤金用于建房的说法，且证据的证明力不足以完全排除周某末的权益。

　　法院在分配拆迁补偿款时，充分考虑了各因素。对于宅基地区位补偿款，鉴于周某末和刘某非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由蒋某兰享有，符合宅基地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提前搬家奖等奖励性质的补偿，认定由被拆迁人共享，每人四分之一份额，体现了公平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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