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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市档案馆研究馆员朱国明历时两年多研究发现：从1927年中央文库建立到1949年上海解放，在长达22年的岁月中，先后有10多位中员及其亲属用鲜血和汗水，让中央文库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奇迹般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1927年，中央在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设立文件阅览处，负责集中管理中央及中央工作中积累的全部需要留存的文件资料，并接收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党内习惯称之为“中央文库”。它的首任总管是中央秘书处文书科的科长张唯一。

　　1931年4月25日，时为中央特科主要责任人的顾顺章叛变，中央文库陷入危机。因为当时中央下发的文件和各地上报的文件，均实行“三套制”(一式三份)：一份交给国际，一份由中央文库保管，还有一份由中央特科保管，即由顾顺章保管。所幸，顾顺章被捕叛变的消息，被潜伏在内部的钱壮飞获悉并通知了周恩来。这样，中央文库被及时转移。不久，张唯一奉调为上海临时中央局秘书处的负责人，陈为人接手保管中央文库。

　　陈为人是中国党建党初期的党员，他在东北曾被捕入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2年AG九游会app，出狱不久的陈为人和妻子韩慧英来到了上海。

　　到上海后，陈为人深居简出，在家驻守中央文库，对外由韩慧英出面，与她保持单线联系的正是张唯一。

　　1935年，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在上海的特务疯狂搜捕地下党人。一天，韩慧英像往常一样去法租界中央秘书处给张唯一送文件。不料，由于叛徒告密，张唯一和韩慧英先后被捕。

　　韩慧英和丈夫陈为人有约定，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她不回来，就意味着出事了。陈为人决定马上转移中央文库。按照党的规定，存放档案的地点必须是单幢房屋，可是要马上找到既安全又保密的房子实在不易。他想尽办法，最后找到小沙渡路（现西康路）合兴坊15号一幢两层楼房，每月租金30块银元。这对陈为人来说太昂贵了，但他还是以木材行老板的身份租了下来。

　　然而，早年在东北狱中，陈为人就染上了肺病。接手管理中央文库后，长期忍饥挨饿、缺医少药，再加上夜里整理文件，陈为人的病情一天天加重。1936年底，他把最后一篇文件移交完，就不省人事了。1937年3月，年仅38岁的陈为人去世。之后，中央特科成员周天宝接管中央文库工作。

　　面对当时租界内的复杂情况，周天宝将中央文库的档案箱秘藏在独自住着一栋楼的姨妈处，他则就近保护。谁知过了两年，附近电影制片厂不慎失火，殃及周天宝姨妈住房的一角。如此一来，中央文库不得不转移，暂时移到进步青年娄志美住处，由刘钊进行短暂保管。

　　1940年秋，刘钊调到苏中工作以后，由1926年入党的老地下工作者缪谷稔接任中央文库负责人。他把中央文库安置在英租界康脑脱路（现康定路）租的一栋房子里。一天，他刚要上楼，房东老太太把他拦住说：“缪先生，你赶快把放在亭子间里面的那些东西搬走。听说东洋人马上就要进租界了，你不搬家，我家都不方便。”缪谷稔听出来了AG九游会注册，房东老太肯定对自己起了疑心，中央文库必须马上转移。经党组织批准，中央文库转移到了缪谷稔的家里。由于保管中央文库责任重、风险大，再加上生活特别清苦，不久缪谷稔因严重的肺病卧床不起。

　　1942年夏，为了让缪谷稔安心养病，组织决定派年仅23岁的陈来生接管中央文库。这时，正是日本侵略者疯狂中国抗日志士的严峻时刻，如何安全地转运中央文库两万多份文件呢？陈来生想了个办法——化装成邮差。他背了一个大邮包，带着几个面粉袋到缪谷稔家里，把文件装在邮包里，放在面粉袋里带下去交给等在外面的家人。

　　经过一个多月蚂蚁搬家式的转运，中央文库的文件总算安全地转运到陈来生的住处。为此，陈来生特意将家里的住房做了改建，在阁楼做了夹壁墙用以放置中央文库的文件，这样，即使用手敲也不会有什么异样。他还将这栋房子改建成店面房，开设“向荣号面店”作掩护。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同年9月初，陈来生亲自押着一辆胶轮车，将全部档案文件送到上海市委组织部，由上海市委转交华东局办公厅。至此，中央文库的保卫战遂告结束。目前，中央文库的档案文件收藏于中央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