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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6年，由领导的东北联军与由伪满军队改编的部队在长春进行了四天三夜的激战。我军歼灭和俘虏敌军2万余人，并首次攻克长春，开创了我军战史上首次攻克这样大城市（80万人口）的范例。这就是为长春人民所称颂的“四一四战役”。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党中央和毛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认为为了争取东北停战和制止全国内战，必须在停战前打一两个胜仗，才能有利于谈判和将来和谈，并指示东北局“必须在苏军撤退后的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等地。

　　“我军夺取长春的准备工作是从3月下旬开始的，先后从北满抽来了山东第七师、新四军第三师第八纵一部、吉辽军区所属的部分部队及伊通、双阳等县的县大队，共2万余人，与敌军防守长春的兵力大体相等，并把的援军阻隔在四平以南，使长春之敌限于孤立之中。”和很多从那段时光走过来的老长春一样，长春市方志委老专家于祺元老人对这段历史非常感兴趣，讲起来也分外的精神。

　　为了贯彻中央的精神和动员我军广大指战员，“4月8日，林枫同志乘坐吉普车到长春东部前线视察，然后到卡伦镇与周保忠一起召集了各参战部队负责人开了一天的会。”会上，具体部署了我军的军事行动和战前准备工作，如部队调动、动员、炮兵配备、干部补充、地形侦察，后勤补给等。

　　“4月11日，吉辽军区司令部在对敌情进行了全面侦察、掌握了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等有关情况的基础上，制定了《长春争夺战役作战计划》。”计划中规定，总攻时间为1946年4月15日凌晨5时整，预定48小时内我作战的三个纵队部队分别从长春以西和西南

　　方面、长春以北和东北方面、长春东南三个梯次向长春进攻，在大同广场（现人民广场）会师，完全占领长春。

　　“此次战役的总指挥部设在范家店，进攻开始时移往南岭，后又移至兴隆山。总指挥为吉辽军区司令员周保忠，委员为林枫。”说到这里，于祺元不无遗憾地表示“我这里只有周保忠的照片，要是想办法能弄到林枫的照片就好了。”

　　按照作战部署，4月13日，东北联军的三路纵队分别集结于长春外围。14日拂晓，他们从不同方向向长春市内逼近。

　　4月14日上午，驻长春的前苏军全部撤离长春。长春市政府从苏军手中正式接收了全部政权。14时，正当以长春城防司令陈家祯为首的军政大员们庆幸在长春“得手”时，东北联军的三路纵队已在长春市郊打响了扫清长春外围的地主土匪武装的战斗。至傍晚黄昏时，相继占领了孟家屯、拉拉屯、大房身及宋家洼子等外围据点，控制了飞机场，突破了敌军的外围防线时，周保忠下达了总攻的命令，我军三路纵队同时向市内发动猛烈进攻。由于敌守军皆由日伪残余和地主土匪武装组成，并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为依托，战斗异常激烈，一时之间进展不够顺利。

　　“我家住在大马路附近的一家商铺里，院子里有很多间民房，一支部就占用了那里做指挥部，我还听见他们吵吵怎么去守南关大桥。”于祺元回忆：“那时候，东大桥、西安桥和南关大桥是敌军三个重要的据点，也是市内和郊区的分界线。”

　　经过顽强的战斗，我军不断地向前逼进。首先东南纵队击溃了南岭守军，占领了守敌第一个重要支撑点，即伪满科学院（应化所旧楼）；东北纵队占领了东站，夺取了东大桥，突破了伊通河防线小时，攻克了长春站，并歼敌一个团；西南纵队与日伪武装激战后占领了绿园。

　　16日中午，战斗进一步白热化。我军东南纵队副司令员吴恒夫在原伪满禁烟总局（现省财政厅址）大楼观察敌情时被敌军射来的击中，光荣牺牲，时年32岁。

　　“激烈的时候，就像巷战一样，都能从屋子里穿过，老百姓吓得都不敢坐在炕上，睡觉都得在地上睡。”停顿了一下，于祺元继续讲：“我军各路纵队虽未能按预定计划在48小时内会师市中心，但已经攻占了敌军多处重要据点，打乱了守军的防御部署。”此时，守军以猛攻一面的手段，掩护东北保安第二总队约4500人向南突围，乘我军不备而侥幸脱逃。

　　17日，我军三路纵队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精神，继续发动猛攻AG九游会注册，将敌守军压缩在现人民广场及其附近的几处孤立的据点。

　　4月18日，我军做了充分的准备，决定一鼓作气攻占今人民广场附近的几座大楼，进而摧毁盘踞在原伪中央银行大楼里的敌军城防总指挥部。

　　当天上午，西南纵队占领了原伪局等地，东北纵队占领了原伪中央银行附近的几座高楼制高点，东南纵队占领了般若寺。16时，各纵队会合，将原伪中央银行大楼从四面包围起来。17时整，三个纵队同时向守卫在大楼的敌军发起进攻，战斗异常激烈。当我军逼进大楼跟前时，突然有残敌4000多人从大楼冲出，企图突围，被我军东南纵队七十团奋力阻击。“东南纵队司令员贺庆积在关键时刻跃出指挥所，指挥战士在广场同敌人展开激烈的白刃战，顶住了敌军的反冲锋。”从于祺元的神态中，我读出了他对老一辈者的尊崇。“在这场白刃战中，纵队司令员贺庆积身负重伤，失去了一只眼睛……”于祺元遗憾地说。

　　19时，我军将敌指挥所及所属残部全部歼灭，占领了原伪中央银行大楼，整个“四一四”战役胜利结束。

　　这次战役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在4月14日呢，它又为什么发生在长春呢？这还得从上、地理上和时间上做一下解答。

　　上，抗战胜利前夕，党中央在“七大”上提出了争取东北的战略方针。在分析当时形势后指出：蒋介石一旦独霸东北，将使解放区处于南北夹击和包围的危险境地；如我军控制了东北，不仅可以使根据地摆脱长期受敌四面包围的态势，使分割的解放区连成一片，而且是背靠苏联、蒙古、朝鲜，还可以利用东北比较发达的工业和丰富的物质资源，同敌人进行斗争，使我党我军在、经济和军事上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日本投降后，党中央进一步明确指出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很显然，要实现这个战略方针的关键是控制东北。为此，党中央派遣彭真同志为东北局，来领导东北的工作。

　　地理上AG九游会网址，长春处于东北三省的中枢，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在沦陷期间，日本侵略者为把东北作为侵略中国和东南亚的后方基地，一开始就把长春规划和扩建为既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市内街道宽阔，公路铁路四通八达，新建高楼鳞次栉比，坚固结实；又是一座适合战争防御的城市，每一座楼房就是一道坚固的防御工事，一座广场和楼盘就是一组火力配合齐全的碉堡群。因此，长春就成为兵家必争的战略城市。

　　时间上，1945年8月19日，前苏联红军进驻长春后，实行军事管制，并建立在前苏军领导下的长春特别市政府。前苏军原定于1945年12月1日撤军回国，但政府因还未能及时完成向东北的调兵计划，一再挽留苏军延缓撤军日期。1946年，在前苏军撤离长春的前夕，长春还没有的正规军，只有应急改编的原伪满军警武装，计有东北保安第二总队、第四总队，吉林省属的15个保安大队，1个骑兵大队，5个中队及部分日伪残余分子，共约2万多人。其中，最顽固的敌人当属由原伪满铁石部队改编的东北保安第二总队某部，他们在抗战时期便与我冀东八路军作战，是我军的宿敌。经过一再拖延，最终确定前苏军撤军日期为1946年4月14日。这时，就是解放长春最好的时间。

　　1946年4月18日，首次解放长春的战火硝烟还未散尽，长春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成员及《长春新报》的工作人员即随部队进入长春，新的市委和市政府随即组成。随着长春市第一个政府的成立，党在长春的工作进入了新的阶段。

　　新成立的市委仍由原地下长春市委石磊（曹瑛）担任，组织部长为陈东平，宣传部长为赵东黎。市委机关设在北安路伪满祭祀府副总裁沈瑞麟公馆。新组建的长春特别市人民政府由刘居英任市长，张文海任秘书长，张化东任市公安总局局长。市政府的工作人员除由各根据地和延安派来的同志外，还安排了一批光复后由党培养的新干部，如青年读书会的学员。此外，还留用了一些旧职员。

　　刘居英同志在苏军军管时期的市政府担任过11天市长（隐蔽身份），并公布过体现的七项施政纲领。这次进入长春后，刘居英于18日晚和19日连续两次向市民发表广播演说，重申他在1945年11月公布的施政纲领仍然有效，即：（一）协助苏军实行军事管制，发展与巩固中苏友谊；（二）保障市民正当权益，建设，扶持团体；（三）致力市政建设，恢复公私工商业，取消配给制度，发展自由贸易及繁荣市面；（四）严惩罪大恶极市民共恨之汉奸，肃清捣乱分子，安定社会秩序；（五）救济失业与受难市民，改善民生；（六）废除敌伪对市民之一切设施、取消苛捐杂税与各种劳役；（七）兴办社会国民教育，肃清奴化思想，树立观念。后因苏军碍于国际和政府不断施加压力，遂令中国机构和暴露身份的军政人员限期撤离长春市。

　　中央东北局为加强对长春的领导工作，于1946年4月24日调整了长春市委员会，由林枫、石磊、陈东平、叶季壮、邹大鹏、刘居英、张文海等17人组成。市委由东北局组织部长林枫兼任，石磊改任，主持日常工作。

　　刘居英于5月13日主持召开了长春市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吸收了16位各界代表为委员，邹大鹏任主任委员，张文海任筹委会秘书长。会议决定5月25日正式成立长春市临时参议会。

　　刘居英明确提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号召市民协助政府恢复社会安定，肃清敌伪残余；动员工人回厂上工，尽快恢复生产，学生返校学习，商店开门营业。

　　在解放长春的战役中，变电所和供电线路遭到敌人破坏，全部断电，一片漆黑。市政府于长春解放的第二天便组织电业工人抢修变电所和供电线路，一边抢修，一边恢复局部供电，到4月29日全市恢复供电，为抢修市政设施和恢复工业生产提供了动力保障。与此同时，市政府还组织了自来水工人抢修供水设备，修堵漏水管道，调整水压和供水量，每日可向市区供应8吨水，基本可以保证全市正常用水的需要。广播电台于4月20日开始向市民广播，电车已大部分恢复通车，电线家邮电局正常营业，商店全部开业，市民生活恢复正常。4月27日，全市中小学开始复课。

　　为了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生活安定，市政府于长春解放的第二天便接管了市公安局，并抽调部队维护社会治安。首先抓捕了隐藏起来的敌伪残余分子，如伪首都厅特务科科长鹤永久、伪奉天省特务机关长日本中将三甫敏多、伪锦州省省长姜泽等24名敌伪官吏和30多名作恶多端的伪满宪兵、特务分子，还收容了敌军一般官兵2000多人，有力地维护了社会正常秩序。

　　市政府还把开展反奸清算斗争作为发动群众进行改革的推动力量。按市委决定，把全市分为敷岛、长春、东荣、和顺、宽城、东光、顺天、大同等八个区，并组织了八个工作队分别派驻这八个区开展发动群众工作。首先废除了旧的保甲制度，建立临时区政府、分区公所和街组基层政权。为推动改革，工作队帮助群众组建工会、贫民团、房产团、清算委员会、自卫队等群众团体和组织。当时市区各街道上，到处都贴着“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开展清算斗争，向压迫剥削你的人算帐”等标语。各区在工作队的发动和组织下，都召开了贫民申冤诉苦和清算减租大会。在贫民比较集中的和顺区和东荣区将清算斗争开展得尤为激烈。清算斗争了伪满开配给店盘剥贫苦市民的奸商、当铺经理和恶霸房主。市委、市政府在市内各工厂选出清算委员会，领导工人向不法资本家的违法行为进行斗争。5月18日在原市政府礼堂还召开了长春市首届职工代表大会，出席会议的职工代表有300多人，由陈郁任主委。大会号召全市工人团结起来，武装起来，用一切力量支援前线，从此，长春市有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组织。

　　就在我党对长春进行恢复性建设的时候，军队丝毫没有停止反扑的行径。我军主力为阻止军北进，在四平展开激烈的保卫战。进犯四平的兵力为新一军和新六军两支王牌部队。到4月底，又先后将七十一军、六十军、青年军207师（相当于一个军）、九十三军、五十二军等调入东北，扩大内战。因此，四平保卫战打得异常艰苦和激烈。4月20日，中央曾指示东北局：“准备必要时，把长春变成马德里”。于是，东北局便在满炭大楼（后为吉林大学图书馆）召开紧急会议，提出“保卫大长春就像保马德里一样”的口号。会后，长春市政府动员了20万人在长春城南挖战壕和工事，准备迎战军的进犯。

　　1946年5月中旬，以10个师，分三个兵团向四平全面进攻。5月18日突破守城防线，我东北联军遂于当日夜间撤出四平。军占领四平后，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令三个兵团继续向长春进军，企图与我军决战于长春、永吉一线。东北局面对猖狂进攻和敌强我弱的形势，为了保存我军实力，摆脱被动不利局面，根据党中央变阵地战为运动战，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在5月23日下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11时集合，23日零时立即撤离长春。这就是历史上的“5·23战略转移”。

　　市政府在安排撤离工作时，最困难的是，来不及安排组织撤离挖战壕的群众，只能派人通知他们自行解散。刘居英市长是在23日黎明最后一个撤离长春的。东北联军的主力部队大部分撤到松花江北岸休整，分别在北满、东满等地区创建根据地，积极做准备。

　　1946年5月23日，东北联军从长春战略转移后，战斗在长春的我党地下党员及广大地下工作者，为配合我军外线作战，争取长春早日解放，根据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积极地开展了地下斗争。

　　“解放长春过程中，主要有东北局城工部、社会部、长春工委、军队四大地工系统。”说起那些不顾生命危险，英勇战斗在敌人心脏地带，为解放长春做出巨大贡献的地工人员，长春市地方志老专家于祺元老先生情绪稍显激动，他那用力挥动的手掌，好像在重申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着于祺元或急或缓的语速，时而慷慨激昂时而低沉迂回的讲述，加之他陡起波澜的面部表情，那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仿佛又在人们的眼前浮现。

　　拥有180多名成员的徐慎系统是东北局城工部领导的一支重要地工组织，主要活动于敌人上层、知识界、文化界和大中学校。1945年5月中旬，徐慎被晋察冀分局派遣到长春做地下工作，并参与组建了长春市委，从事党建工作。1946年5月23日，他随东北联军和长春市委撤出长春。1947年10月，中央东北局又派他重回长春，与地下党员孙亚明、郭景兆等人接上关系，统一领导城工部长春的地下党工作。

　　孙亚明是周恩来亲自点中的地工人员，由王若飞通过关系运作安排到长春市市长赵君迈身边工作，任长春市社会局局长。在徐慎的指导下，孙亚明到长春大学工作，任经济系教授，从而得到了开展的便利条件。在这里，孙亚明还遇到了特别党员王宏文（王长新），他们不但配合默契，在学生中发展党员和建立一些外围地下组织，还共同领导了一场“反迁校”、“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斗争。

　　1948年初，长春大学原校长黄如今在解放军长期围城的情况下，独自离开学校跑到南京。为了避免光杆司令的尴尬和保住校长的位置，黄如今向教育部请求把长春大学搬到平津地区。这样的提议很快传到长春大学校园内，立刻开了锅。倾向的师生异常积极地请求迁校，支持党的进步师生坚决反对迁校。

　　在这种情况下，张德馨代理长春大学校长，王宏文任校长主任秘书，孙亚明任总务长。孙亚明以搬家经费不足为由，成功地阻止了迁校行动。王宏文也利用他的特殊身份，将特务每次大逮捕前拟定的“党嫌疑分子”名单都及时报告给地下党组织，使特务们多次搜捕都扑了空。

　　1948年4月24日，长春警备司令部军警督察处在“四·二四”大逮捕中，伙同长春大学的特务分子逮捕了百余名师生。后经孙亚明动员张德馨出面与当局交涉，才使被捕的大部分师生获得释放。

　　6、7月份间，徐慎根据东北局的指示，为了保护长春大学师生度过饥荒，动员广大师生集体成批地或带家属立即搬往解放区，把剩余的口粮留给留守的同志。到9月上旬，已有1200多名长春大学师生离开了长春市，绝大部分人到了吉林市，也有少数人投奔了沈阳。孙亚明在完成长大师生搬往解放区的工作后，也随着学生撤回了解放区，长大仅留下了少数职工护校。

　　东北局社会部所属的地工组织主要是社会部长春工作站。该站原为晋察冀东北救亡总会长春分会，日本投降后，曾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同盟”。1947年改为社会部长春工作站。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后，该组织因完成历史使命而撤销。

　　长春工作站的正、副站长分别由田琛和高亮担任，所属成员约有50余人。他们通过各自的社会关系打入的有关部门，从事搜集各方面的情报。其中，张鼎一（张丁一）曾担任东北行营副参谋长董彦平的中校秘书；田琛、关克打入罗大愚的东北党务专员办事处……

　　“这个组织于1945年冬，把第一个到长春的军统特务少将张柏生携带的密码本，用照相机拍下来，对破译军统的密码电报起到巨大作用。”于祺元先生顿了顿，接着说：“1948年，东北人民解放军围困长春期间，长春工作站为配合围城部队实行经济封锁，断绝城市粮源，还上演了一出戏弄的好戏。”

　　高亮利用东兴粮栈负责人的身份掩护，与第一兵团副官处长合作倒卖粮食之机，从他手中套出了5万公斤大豆，运往解放区。然后，举家离开长春。

　　“军队在粮食极端缺乏的情况下，骤然失去5万公斤大豆，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于祺元意味深长地说：“这些地工人员的努力，加速了灭亡的进程。”

　　“侯诺青系统”是由长春工委情报工作组（简称工委情工组）统一领导。工委情工组原为松江省委社会部情报工作组。1948年初，松江省委为了加强敌占区城市情报工作，责成松江省公安处处长陈泊同志负责此事。陈泊决定以公安处情报科长侯诺青为负责人，抽调约40人组建情报工作组，深入到长春外围的九台、卡伦一带开展搜集长春的军事和、经济等各方面情况的情报，并在卡伦设立一个检查站。

　　为了提供军事情报和便于掩护，工委情工组对外也称解放军松前指挥所，负责人为陈泊，具体工作由侯诺青主持，由他负责向长春市内派遣和发展地工人员约380余人，形成侯诺青系统。这个系统的成员，主要活动于长春的党、政、军、警、宪、特内部，搜集敌军情报、瓦解敌军、策动起义、保护市内机关、企业、工厂、学校及公用设施不被破坏。

　　于祺元老先生绘声绘色讲述的这些情报人员中，还有东北军区部系统松前指挥部“陈光系统”的精兵强将。

　　这些人以在头道沟东二条43号开了一家“富源制米厂”为掩护，开展工作。当时已实行粮食管制，强迫粮商一律按规定价格把粮食卖给部队。富源制米厂借此机会与拉近了关系，与米厂来往的都是军队的官员，可以广泛获得敌军情报，解放军松前指挥部的地下联络工作也全部转移到这里。“陈光系统”长春负责人张正平先后在此发展了5个地工小组，有120人。上面提到的几人，均在此之列。

　　围城的解放军为了查清敌军确切兵力和城内粮食储备情况，便要求富源制米厂提供准确详细的情报。接到指示后，李国栋、高博儒、安文友便根据两个月来掌握的各方面情况，一个连队一个连队的对照核实，终于弄清敌人层层虚报、冒领粮饷的假象，查出了敌军的实有人数。同时又搜集到敌人空中布防和作战计划等重要情报。

　　吉北联络处是“军队系统”中的另一支重要情报组织，负责吉长两市的敌军工作和城市工作，处长是陈少中，副处长是方正。1947年8月，东北联军总部要求吉北联络处在长春或吉林市以库或物资仓库为目标，搞一次爆炸活动，以配合我军秋季攻势，动摇敌军军心，在上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联络处经研究，决定将这个特殊而危险的任务交给地工人员王文达。

　　王文达接到任务后，根据他过去调查过的情况，他提议先爆炸新一军在海上大楼（现市中心医院）地下室的弹药库。处长陈少中同意他的计划，并让他亲自负责，嘱咐他要紧紧依靠两位地工人员肖斧和钱泽球的才智和能力。三人经过研究后，决定先由钱泽球通过地工宁大年把肖斧安插到海上大楼守卫连。

　　9月中旬，根据肖斧在海上大楼守卫连当了10多天兵所掌握的情况，他们三人做出了详细的爆炸计划，并向处里请示爆炸时间。10月初，交通员从吉长联络处带回密码信，要他在10月上旬，找一有利时机执行爆炸任务。根据这一指示，决定由地工人员肖斧、钱泽球、那守田、刘树椿4人在10月10日“”上午执行。但到这一天，的庆祝仪式直到下午才举行，爆炸时间也随之进行了更改。正当这些达官显贵进入狂欢状态，要人准备发表演讲之际，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惊醒了他们的美梦，一场精心准备的庆祝活动不欢而散。

　　爆炸成功后，钱泽球立即用新一军汽车修配厂的汽车把肖斧、那守田、刘树椿安全转移到长春大学宿舍。

　　我党在长春进行“五二三战略转移”后，留下了一部分地工人员，进行活动。这些同志虽然以隐蔽、机智和稳健地姿态从事地下活动，但在敌人白色恐怖统治下从事地下工作，随时都有可能出现险情，说不定在哪个环节上使敌人生疑而使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地下工作者蒙受涂炭！

　　1946年9月的一天，险情出现了。我党地工人员孙亚明到时任长春市市长赵君迈办公室办事，赵君迈提笔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给孙亚明，上面写着“在注意你，你要留神！”孙亚明从震惊中很快又恢复冷静，将纸条烧掉。而后，他又采取了应急措施，才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一个市长为何要帮助党做事。这就要从“四一四战役”中，长春市长赵君迈等被俘说起。被俘后，赵君迈和其他人一起，被送往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和北满重镇佳木斯参观学习。

　　“在哈尔滨期间，赵君迈受到我党早期，时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李立三的接见。李立三同志以高深的水平，宽阔的胸怀向赵君迈介绍了中国的前途和我党的主张。”长春市公安局老同志郭航对这段历史颇为了解。

　　赵君迈早年在美国留学，思想比较开明。听了李立三同志的精彩讲解后，他在心中开始佩服高级干部的才干、廉洁与平易近人的作风。“随后，赵君迈以严谨的言语表示，今后愿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党合作，尽自己绵薄之力。”郭航说。

　　东北局出于今后事业发展的需要，决定将赵君迈放回。我军在进行“五二三战略大转移”后，长春又落入手中。为避免敌人生疑，我党便找到一个公开的理由，即党方面放回赵君迈，方面放回党作家金人作为互换条件。1946年7月初，在李立三和林枫等领导同志的送行下，赵君迈由哈尔滨乘飞机返回长春。由于赵君迈是蒋经国的嫡系，加之出身军阀世家，当局立即宣布赵君迈官复原职——长春市长。而后，就有了上面的那一幕。

　　1947年，上海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造成黄金白银外流，解决不好就要吞噬整个上海。为挽救危机，蒋介石委派蒋经国为中央特派员，到上海全权处理此事。此时，蒋经国又想起其在长春的盟友赵君迈，便从中斡旋，将赵君迈调至上海，出任渔业局长。解放前夕，赵君迈迁往香港。